2019-07-29 天下雜誌專訪
許多讀者可能會好奇,為什麼幾位大學校長總在談「政府鬆綁」、「大學自主」這些議題?政府管理大學,不是當然的事嗎?
要回答這個疑問,首先得說為什麼會出現大學?從歷史來看,一個社會發展過程中,可能會面臨各式各樣天然和人為的風險,嚴重者可能走向崩潰,例如大家熟知的中南美洲古文明。
但是情形也可以不同。比較成熟的文明,一方面出於對未知的探索慾望,另一方面為了族群尋找新的機會,就誕生了一支探險隊——大學。
從西元1150年出現世界第一所大學——巴黎大學以來,這就是人類社會維持永續生存的聰明辦法。這支隊伍設法選出能力與特質適合探險的人,替社會試探未知的路徑。
大學這支探險隊,既然承擔了探路的責任,它與社會的關係就成為一種微妙的狀態,最好是「若即若離」。
它仍然要沿著社會整體期待的方向,不能走得太遠走丟了,例如是要尋找一座山谷,還是一片大草原?但是它也不能徘徊不前,甚至退回到日常的社會之中,那就失去了開拓的意義。
在這樣的關係之下,大學這支探險隊在社會大本營中如何自治?
中世紀的歐洲人了解,由於任務與成員的特殊,探險隊的這一小群人,有自主管理運作的必要。通常由國王或教宗授與大學獨特的自治權力。從此,大學便具有一種與現實政治分庭抗禮的身分。 值得注意的是,自治的原始目的並不是為了創造一個和社會管理者作對的革命團體,而是為了更好地發揮為社會探險的功能。 既然管理日常大本營的規則放在探險家們身上顯得格格不入,更有礙探險任務進行,這裡就談到熱門的名詞——鬆綁。 政府用來管理日常社會群體的方式,並不適合用來管理大學。 例如經濟部管理廠商的生產事業,大學也可能有一些實驗性質的製程研究,卻不等於大規模量產行為;環保署管理化學品使用,但是申報產業大量重複使用的行為,與大學每天嘗試少量新物質、做新研究的狀況也不同。 財政部收取營業稅,認為大學做研究的經費是營業收入,培育創新產業的費用是利潤,令人啼笑皆非;還有先前幾位校長談過的,大學每週兩、三個小時的助教,被勞動部要求比照每週工作40小時的勞工管理;大學具有創新功能的建築以一般公共工程的方式審查等。這些都是依照社會日常標準管理,卻使大學難以跨步前進。 當繩子愈套愈緊,探險隊就走不遠了。大學為社會探路的初衷無法實踐,損失的是社會全體的未來。 管理社會大本營,主要是依循政治模式以及商業模式。政治模式看選票,商業模式看獲利,但都不適合管理大學。 後者比較明白,多數人都會同意大學不該是商業獲利主導的地方;但前者,卻往往很容易混淆,因為大學具有「公共性」。這並沒有錯,但若不明白它是為了探索、創新而存在,本質上是一支探險隊,就會誤解要用政治投票來決定探險隊的前進方向,或是選擇一個大家所喜愛的人來做探險隊長。 大學因而常常被「政治化」,就是將大學拉回到社會日常運作的管理方式,以政治人物和選舉民調的方式管理大學。 舉例而言,許多人想像大學應該是一個城市,也要由其中的住民選出執政黨、反對黨,投票決定學校的大小事情。探險隊當然具有公共性,但是它的運作要與社會有點像,又必須很不一樣。 成熟國家是以非選舉產生的委員會,包含不限大學自身的公益性質成員,決定大學的資源、行動方向,以及領導者。 這就像一支探險隊,會由一個有經驗和前瞻性的小組,決定發給多少錢糧、人馬。而且隊伍一旦出發,就不再過問了,更不可能讓整個社會投票決定探險隊的行程。 這才是大學自治的脈絡。然而這些邏輯,往往民意代表很難接受,他們主要關心賞味期較短的社會事務。 而台灣的大學數量實在太多,有些已經從探險隊退回到社會日常運作的模式,缺乏足夠的領先性,遑論一些短視近利的行為。例如外籍生非法打工,或是掠奪性期刊那樣的問題,使得社會大本營對探險隊先行者的角色與功能,模糊了焦點,甚至失去了信心。 在台灣的實務上,應該要將大學分類管理,依照探險隊路程的遠近,給予不同程度的鬆綁。以我擔任清華探險隊長的觀察,傑出的大學有兩項重要任務:創新知識與培育人才,這些都具有長程的未來性。 若依照日常管理社會的方法來管理一支好的探險隊,一定會因噎廢食,最終讓我們失去了找到下一個綠洲的機會。